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新兴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福祉的同时， 其潜在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显现。分析了当前中国科技伦理问题频发的历史成因， 提出这既是现代科学建制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也是学习赶超过程中后发劣势的结果呈现， 同时还和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伦理环境密切相关。由此认为，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建设、 引导科技向善发展是中国未来科技实现弯道跨越的高质量发展、 保持全方位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路径选择方面， 建议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应同步并行，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立场上， 以伦理治理促科技创新， 通过伦理治理的弯道跨越，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出台为标志， 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拉开新帷幕。回顾了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兴起与发展历程， 结合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状况与中国科协相关调研成果， 通过分析政策执行、 主体责任、 科技工作者伦理素养等几类突出议题， 解读了新时代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方针与主要原则。认为中国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治理是以促进向善、 负责任的科技发展为目标， 推动形成多方共治、 共同担责的科技伦理治理图景。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明确了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必须遵循的 5项科技伦理原则——增进人类福祉、 尊重生命权利、 坚持公平公正、 合理控制风险以及保持公开透明， 如何理解这 5项科技伦理原则是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建设和相关规范、 政策及方针指南制定的关键环节。以生命伦理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例探讨这 5项科技伦理原则， 为它们的贯彻落实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和路径， 目的在于阐释科技创新和实践活动中的伦理冲突， 以及如何运用这些原则协调这些冲突， 应对不同的伦理困境和挑战。

概述了整体伦理与制度伦理、 机构伦理的内涵。整体伦理是指一定时期、 一定范围内人们共同认可的伦理共识， 有赖于制度伦理的生成； 而制度伦理是伦理要求与实践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的统一， 一般是由与制度相关的机构研究和制定的， 为机构提供合理的价值定位，是机构的灵魂。分析指出， 从个体德性向整体伦理的位势改变是当代伦理道德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 是伦理实践范式的重要转变。最后提出， 制度伦理与机构伦理是当前伦理理论研究和伦理实践中重要而又迫切的课题， 对医学伦理和生命高新技术伦理尤其重要。

基于202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发起的一项对全国11164名医学科研人员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其中960位各伦理委员会委员的伦理认知情况、认知途径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伦理委员中拥有博士学位、正高职称、海外经历的比例均超过7成，对医学文件了解3项及以上的占90.8%，不同单位类型的伦理委员对医学伦理文件的了解有统计学差异（χ²=39.60，P<0.01）；（2）对科研伦理规范了解的占95.2%，对科研伦理四大基本原则比较熟悉的占98.4%，男性和女性之间（χ²=5.75，P=0.05）、不同单位类型（χ²=12.87，P<0.05）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了解的占90.0%，是否有海外经历（χ²=3.93，P<0.05）和不同单位类型（χ²=32.38，P<0.01）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伦理委员均有伦理知识获得途径，其对科研伦理规范了解程度的影响因素有年龄（OR=1.88，P<0.01）和海外经历（OR=1.80，P=0.06），对伦理审查了解程度的影响因素有年龄（OR=1.47，P<0.01）和单位类型（OR=0.69，P=0.03）；（4）伦理委员的伦理认知情况普遍好于一般医学科研人员，医疗机构更加重视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单位组织的专门培训、科研项目组织的培训和自学是伦理委员获取伦理知识的主要途径，针对影响其伦理认知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适当干预，可以有效提高伦理委员的认知程度，全面提升伦理审查质量。

概述了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复杂伦理问题； 分析了二者在自然生命观、 传统文化观、 技术安全观、 社会公正观等方面引发的共性伦理争议， 以及在伦理后果、 伦理态度和伦理治理等层面存在的伦理差异。通过构建合理的伦理反思进路， 展望了现代生物技术面临的复杂性伦理挑战以及所应秉持的科学伦理立场。

精准医学极大地变革了疾病的医治理念与诊疗模式， 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健康福音。通过分析精准医学中个体和群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联， 发现存在个体患者与患者群体的隐私悖论、 个体患者对医疗人员群体的信任缺失、 个体医疗人员与医疗人员群体之间的合作竞争并存、 个体医疗人员对患者群体的伦理责任加重等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提出只有契合精准医学的价值理念与实践需求， 在对精准医学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进行伦理考量与审视的基础上， 构建兼顾隐私保护与信息共享的 “患者共同体”、 和谐友好的 “医患共同体”以及具有聚合力的 “医疗人员共同体”， 同时提高医疗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 才能促进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的中国精准医学战略的实现。

通过分析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发展态势， 梳理了 AI伦理发展历程、 伦理风险治理、 主体伦理责任及伦理问题成因等 4个研究主题； 发现研究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轨、 内容体系性缺乏、 研究方向陈旧、 研究对象不均衡等不足。对此， 紧跟国家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动向，着眼 AI技术前沿， 提出了从重视理论的落地性、 鼓励学科研究的体系性、 推进伦理研究的创新性、 促进研究对象的均衡性等 4个方面来构建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伦理体系， 以推动人工智能伦理研究。

分析了国内外军事伦理学的理论发展、 军事技术伦理、 军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和军人伦理等4方面内容。通过总结与分析， 发现军事技术伦理及军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发展。未来军事伦理学将以国际的视角， 以军事实践活动的具体需要为依托， 建立符合多元文化需求的军事伦理道德规范， 以适应全球化共同利益的诉求。

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我国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文件，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分类、 调查程序和处理措施等提出了指导建议。认定过程是从调查向处理过渡的关键环节， 但如何认定学术不端很难形成普遍适用的客观标准， 主要取决于学术共同体在调查基础上的主观判断。通过系统梳理可以看出， 认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包括受理条件的充分性、 责任人的确定、 认定依据的有效性、 认定的主观角度等方面， 采取这一认定模式有其合理性。建议调查认定工作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 确保程序正当性，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学术评议方式获得可靠认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