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党中央根据国际政治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世界科技革命变革趋势，先后提出“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确立了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道路，引领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战略方针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战略重点从“推进国防和重工业发展”走向“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攻关力量从“研发机构”走向“研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协同创新，战略体系从“单一拳”走向“组合拳”。面向未来，要抓住历史机遇，继续坚持“四个面向”，着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高精尖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完善新时代创新生态体系，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立德树人理念经历了5个阶段的演变。革命战争年代，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青年”是立德树人的首要标准。从延安兴办高等教育开始，党对于立德内涵和树人方式的探索开始成型，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批判吸收传统文化的道德形态，并采用了实践优先的教育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又红又专”的育人标准，树人方针则在实践性和理论性之间反复调整。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同时开启了教育现代化的树人方式。进入新时代，立德内涵在历史基础上有了较大调整，传统文化的地位从“历史遗产”上升为“文化基因”，树人方针则更具政治性、时代性。这种既有继承、又根据时代有所发展的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生命力的思想源泉。

考察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即《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背景和原因，探讨了该规划的制订和实施情况。该规划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中央高层领导下制订和实施，是中国和苏联科技合作的结晶。其制订工作于1956年分两阶段进行，全国数百位科学家和多位苏联专家参加工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坚力量。该规划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中国发展科学的方针，密切结合国家工业、农业、国防，以及医药卫生建设的需要。1957年，苏联组织约600位专家对该规划草案进行了研究。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提出了纲要式的综合性意见。该规划实施成效显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和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工业、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规划树立了中国政府组织、领导科学家规划科学技术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科技事业的一座历史丰碑。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分析了邓小平引进第一生产力的典型事例，以领略其“科”“技”兼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面对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邓小平提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的方针，国际科技合作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二者作用于社会生产的方式不同。因此，如何平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成为科技决策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国际科技合作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科学与技术国际合作模式的差别，充分体现着邓小平对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平衡。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带领中国人民与频发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抗灾减灾成效。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灾害成因认知变化的历程出发，梳理了百年来中国抗灾体制的变迁史，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抗灾救灾中所拥有的独特制度优势，即对口援建模式、军民协同模式、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理念以及广泛的国际协作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及引领下，中国正在经历从救灾到应急管理，再到风险管理的理念变迁，未来将更多地体现出科技应灾及多元治灾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成为未来应急管理及风险治理取得显著效能的不竭源泉。

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X-Y维度）”的二维框架对医疗卫生政策进行政策文本分析，数据分析发现，政策工具维度上，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较为频繁，内部结构以基础设施建设、法规管制占比最高，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少。政策目标维度上，医疗卫生变迁的各阶段对工具的使用有所侧重。建党百年的医疗卫生政策体现出以人为本、循序渐进的特点。新时代，医疗卫生政策应坚持制度内生性演化与自觉性建构的统一、政策整体布局与循序渐进的统一、发展目标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