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转型，这里指年龄结构的类型转变，如从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从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种类型转变是人口转变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育率转变的结果。所以，生育率下降的后果可以归结为年龄结构类型转变的后果。由于年龄结构类型转变滞后于生育率下降，因而生育率下降后果往往也滞后于其下降过程。我国生育率下降自}o年代初开始，但年龄结构类型迄今仍处在成年型，其后果尚处于隐伏期，不易为人所觉察。但山其特殊性所决定(下降快、降幅大)，一旦在年龄结构上发生进一步的类型转变(成年型到老年型)，其后果将是十分严峻的(迅速而猛烈)。因此，在其初露端倪的时候探讨其可能的后果是十分有意义的。上海作为中国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地区，年龄结构类型已进人老年型，其后果也已初露端倪，以它作为个案来探讨其长期后果是十分合适的。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o年代初的中国人口尚处于人口转变的早期阶段，那么，到90年代初的今天，它已经进入了人口转变的后期阶段，距离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不再遥远。与此同时，人口增长速度日趋减慢，倍增时间越来越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日臻消弧。恰恰相反，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人口转变后果问题，例如人口发展格局的不平衡、人口老化、负增长、性别比偏高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主要依赖于人口控制而实现人口转变的中国来说，90年代将是一个关键时期。当然，这里的讨论仅限于人口增长问题，尚不涉及人口素质、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流动人口等更为广泛的人口问题。

我国在降低生育率和死亡率,使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和巨大的人口惯性,我国当前在人口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1、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当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接近更替水平,但是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大量妇女正不断涌入育龄期,所以我国人口总量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80年代后期,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仍分别高达21‰和14‰,每年出生人口约2400万,净增人口约1600万人。1991年年中,中国大陆地区的总人口已超过11.5亿。当前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仅1.3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淡水量为2600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粮食产量仅383公斤。我们面临的是低生育率和高增长量的矛盾。如此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对我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困难。因此,除了减少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以外,还要大力提倡晚育和拉长生育间隔,以减轻第三次出生高峰造成的巨大人口压力。

继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城镇化发展的“苏南模式”之后,人口学者又提出了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这是很有意义的。对“苏南模式”的概括和探讨,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论界对中国独特人口转变道路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实的人口转变,推动人口控制的深入展开。笔者拟通过对苏南模式的概括和描述,探讨苏南人口转变的现代性及其意义。

80年代,出于对人口素质的关切,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同的人口政策下,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城镇平均生育水平一般为1.4,而农村则高达约2.7,二者相差近一倍。此外,在农村,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生育水平一般也相对低于欠发达地区。据此,人们产生了一种忧虑,人口控制将导致人口素质的逆淘汰。这一忧虑甚至在人口学界内部也有反响。笔者认为,尽管上述生育率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观点却值得商榷。

劳动力流动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大问题人口众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要积极开发利用,人口多也可转化为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很多人指出,中国的第一资源是人力资源,开发不足是包袱,深度开发可使之成为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人口控制问题主要在于多胎生育,而多胎生育又与不同社区的不同文化变迁态势相联系。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从建国后开始转变,7O年代发生根本转变,正逐步过渡到现代生育文化阶段。8O年代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传统生育文化的复归,而这些地区大多也是多胎生育较严重的地区。因此,应当结合社区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社区人口控制的文化功能,以推动这些社区从传统生育文化进一步转变到现代生育文化。

本文丰富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的假说,进而探讨了人口素质之于经济发展的功能价值。作者提出了有关人口素质的两个基本命题:其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或存量的多少问题,其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并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并非人口素质本身,而是人口素质潜能的开发和转化。最后,作者指出中国不仅面临亟待提高非智力心理素质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如何从体制环境中寻找激发人口素质潜能突破口的历史性挑战。

通过对“人口密度”指标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本文说明了不同的人口密度指标其不同的应用范围。作者特别设计了“人口质量密度”这一全新的指标体系,以推进对人口分布状况的多方位认识,并认为人口密度不完全是一个数量概念。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有关的“人口容量”和“人口压力”问题,并提出了有一定创新价值的“人口压力指数”和“需求不满足指数”。

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人口政策评估热,热点集中在对我国人口控制有效性的反思上。评估的结果并不一致,大抵可归结为两种倾向性结论:一种认为,中国人口政策自施行至今,尽管其间有过波折,总的说来却是一贯的、稳定的,也是非常成功的,其定量化的概念可由多少年少生多少亿人来解释;另一种则认为,尽管中国人门控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其有效性正在衰减,其数量特征是出生率的回升和波动。

人口素质的潜能存量在极限的意义上取决于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既相制约,又相促进的关系。一定时空条件下,某人口群体素质潜能所能开掘的极限度受制于“最短人口板”,即最弱那方面素质。中国人口的非智力素质是“最短人口板”,它限定了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潜能的充分开掘。着眼于改变人口素质“最短板”的人口质量政策和投入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围绕我国现阶段城市发展方针的争论改革以前,政府所制定的计划和政策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只能沿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前进,城市化发展道路问题不受重视。改革后城市人口猛增,城市化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1980年12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随后有人将最后一句更引申为“积极发展小城镇”,于是围绕着城市化发展道路问题出现了争论。

用人口素质指数(PQLI)衡量,中国人口质量存量水平高于相似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用“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者的比重”取代PQLI中的识字率,则中国人口质量存量水平仅临近中等国家水平,但与经济发展相比,仍呈超前趋势。用经修正的丹尼森经济增长分析得出1952～1986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5.16％,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适应。出现“超前”与“贡献份额低”矛盾的原因是人口质量存量与经济发展需要相脱节和二者之间转化过程中的“障碍”作用。

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人口总量的极限。不过,这种认识还只是建立在土地、资源、能源等为数有限的概念之上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其基础是脆弱的。这是因为人们通过实践又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威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于是,人们又往往抱着良好的愿望,下意识地寄希望于科技的无限高速发展,借此人类活动空间可以无限扩大,从而可以发现、深化开发资源,进而经济可以无限地高速发展,严峻的人口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人口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课题,可以从各种角度,如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文化等对此进行讨论。本文仅从与人口增长有关的经济与政策方面,对未来发展方案的设计提出几点建议。人口政策与发展政策国际人口学界对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与发展政策的作用一直存有争论。一方认为发展是最好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已经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必须靠政策力量先行控制住人口,才能谈得上发展。

新增人口的边际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养老价值中国正面临着或放松人口控制或加速人口老化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中国人口太多,且仍以每年1500多万的绝对数增长,如果放松人口控制,中国将进一步面临人口数量过剩危机;另一方面,进一步严格控制生育所导致的人口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将使人口加速老化。在这两难的境况下,有些人口学者主张放宽生育限制,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以人口的适度增长缓解人口老化的“危机”。事实上,我国目前每对夫妇已平均生育两个孩子以上。

一我国人口总数已超过11亿,占世界人口的1/5,占亚洲人口的1/3,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源不很丰富,可耕地面积不够充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包袱。问题还不仅于此。我国人口无论文化素质,身体素质,还是道德品质都存在严重问题。文盲和半文盲超过人口半数,每年有200多万新的文盲产生,儿童辍学人数高达4000万人。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一个重大人口问题,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自1890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老年型国家以来,全世界已有近1/4的国家跨入或即将跨入人口老年型的行列。

这一期里集中编发的几篇关于人口研究的文章,都是作者根据其本人在本刊编辑部于3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的。文章中提出的控制我国人口,加强计划生育的不同方案和措施都是在广泛的实际调查和长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求实性和科学性。这一组文章就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加强计划生育,以及目前人口趋势可能带来的新问题作了深一层次的学术性探讨。我们发表这些文章,意在为解决我国久困不解而又强攻不下的人口难局贡献一些突破性的创见和方案,以期引起国家决策部门的关注。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都强调了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我国人口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针对当前人口政策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人口政策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曲折和失误,一个根本性的教训在于急功近利。而决策上的失误又往往要在若干年后才显现出灾难性的后果。当恶果发现时,已经是难以纠正,甚至是无可挽回了。这一点在人口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为了掌握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工作开展以来的生育节育水平及其发展变化趋势,以便研究生育现象的自然规律,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的影响,研究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下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深入分析中国人口增长的形势,评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科学管理,推动计划生育工作,1988年中国进行了一次以生育节育为主要内容的抽样调查。这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1988年7月1日0时。本次调查全国实际调查216万人,平均抽样比为1.98‰。各省抽样比不等,在0.9‰至17.4‰之间,省级样本规模在3.6万至9.3万之间,平均7.2万人。本次调查的样本单位是居民小组、村民小组和同级集体户。

中国农村人口的现状基数大,增长过快。目前中国总人口已超过11亿,其中80%是农村人口。自1980年以来,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2.47,其中城市为1.33,县属乡达到2.84,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高出城市妇女一倍多。1962～1975年第二次人口高峰期间出生的3.6亿人正陆续进入婚育期。近几年来每年出生人数都超过2000万,其中2/5为多胎,2/5为计划外二胎。实际上,城市妇女大多数只生一个孩子,广大农村绝大多数妇女生了第二个孩子,相当多的人生了第三个,还有部分人生四个以上。由此看来,人口问题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如果保持目前的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2.47,到2000年,我国人口将突破13亿,2100年人口将达21亿多,且不会出现峰值人口,人口将一直增长下去。

为了从我国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人口老化问题、城乡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显著差异所带来的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等方面,对现行人口政策与“1.90方案”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和选择,我们用三种方案对我国人口未来六十年内的发展进行了预测。预测使用的年龄结构数据是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结果;生育模式、死亡率数据是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总和生育率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案。其根据是1988年全国1‰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结果。首先,分城市、农村(乡、镇)两部分,从1988年总和生育率水平开始过渡到1990年,达到80年代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然后从1990年开始按以下三种方案预测。

中国大陆人口在今年4月已达11亿。根据我国最近进行的一次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结果(出生率23.29‰,死亡率7.23‰,自然增长率16.06‰)进行简单外推,中国大陆人口1994年将超过12亿,1999年将超过13亿,到2000年将达13.3亿。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形势十分严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数量增长还不是最关键的。以从黑龙江省爱辉县到云南省腾冲县的直线为界,东南部和西北部人口密度有很大差异。东南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42.9%,而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4.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2人。日本全国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25人。我国台湾省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59人。由此可见,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相比人口数量还不是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隐藏在数量背后的更为关键的是人口素质问题。

人口老化是个世界性问题。1950年,全世界只有15个国家属于老年型人口,到1982年,老年型人口国家已超过50个。全世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1950年为2.1亿,1975年为3.5亿,2000年将达5.9亿,2025年将达11亿。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总人口增长速度高出两倍。相比之下,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化危机更为严重。中国人口老化的原因、现状与趋势一般说来,人口老化无非是三种原因造成的,而这三种原因目前在我国均表现得比较突出。首先是平均寿命的延长,即所谓因人口金字塔顶端扩大而造成的老化。据调查,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有了较大提高。根据现有材料,1935年南京市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4岁,此后因战乱,确切数字已很难查找了。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在农村,超计划生育情况仍很普遍。由于农村家庭成为生产单位,需要保持劳动力的供给,又由于农村的养老主要靠家庭,农民自然坚持要生儿子和多生儿子。这就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近几年来,由于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农村基层单位更难以实行计划生育监督。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根据计生委公布的数字,1987年全国出生婴儿2200万,出生率为21‰。从1989年到1994年六年间,我国每年处于生育旺盛期(21～29岁)的妇女达一亿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