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一项关键举措。探讨了为什么要大力使用战略科学家、什么是战略科学家、如何培养战略科学家等重要问题，这些探讨有利于为战略科学家的支持、使用、培养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和设立更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在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主要战场的今天，应当加快改革步伐，为战略科学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创造更好条件。同时应通过制度设计充分支持青年科学家成长，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厘清了科技发展战略的概念内涵，从重大科技任务目标生成和实现的角度，阐述战略科学家的任务和使命，由此分析了战略科学家必须具备的科学属性、战略属性以及人格特质。强调在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科技举国体制是战略科学家用武之地，且战略科学家是国家科技及其人才安全网链的关键少数。分析了战略科学家与科技领导者、专业领军人才的差别，指出培育战略科学家不同于培养科技领导者：“育”“养”之别在于国家要提供一个传统科学家向战略科学家转变的好环境。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工程应用领域不同，在纯基础研究领域有重大科学贡献的大科学家就是真正的战略科学家。基于上述内涵的理解和观念升华，界定细分了战略科学家的类型，相应提出了在中国现阶段如何培育战略科学家的意见。

战略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使其培养工作变得极为重要。研究表明，核心科技管理者不能是只善于管理的科盲，而必须由管理能力突出的科学家即战略科学家担当。进而推论出培养战略科学家的基本原则：首先使之成为科学家；然后在科研实践中从年轻科学家里选拔管理能力突出者，作为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对象。概括了杰出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与能力——浓厚的科学兴趣与超常的天赋、扎实的专业基础及超强的科研能力、宽广的学术视野、强烈的创新意识、科研能打持久战的意志品质，强调指出战略科学家必须具有可靠的学术洞察力及超常的管理与交流能力。优秀素质并不能保障其拥有者必然成为战略科学家，他们的成长经历表明，在素质转变为能力的过程中，特殊的影响以及砥砺与磨炼不可或缺。归纳了培养战略科学家的必备环节，并探讨了战略科学家的培养方法和步骤，以期为具体的培养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素材。

战略科学家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加强培养和使用战略科学家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战略科学家为研究对象，运用履历分析法，从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科技贡献、科学精神5个维度归纳战略科学家的规律性特征，总结了战略科学家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中国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的相关建议。

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略人才的聚集地，在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方面肩负重任。提出了国立科研机构战略人才具有层次性、集中性、差异性、组织性的特征，分析了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产业和市场发展需求三大类国立科研机构在战略人才培养使用方面的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国立科研机构培养使用战略人才现状，提出了中国应发挥国立科研机构在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方面的主力军作用，探索建立与使命定位相适应的战略人才分类培养使用模式，建立更加开放的培养使用战略人才机制等建议。

构建定位合理、优势互补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是提升国家科技战略能力、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分为综合型、专业型、集群型和市场型4种类型，阐述了不同类型的功能定位，梳理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的理论认识，探讨了基于协同共生管理模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进而提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的政策建议。

回顾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概述了李四光作为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分别分析了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科学家”“科技帅才”与“战略家”的战略科学家特征，为发掘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提供启示与借鉴。

概括了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钱学森的主要贡献，如参与擘划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推动中国技术科学建制化以及组织创建中国导弹与航天科技事业等。分析了钱学森成为战略科学家的主要原因，即钱学森成长于开放的社会环境；师从著名科学学派，成为杰出技术科学家；新中国将钱学森推向创建现代科技事业的第一线，使其能够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出色的政治修养让钱学森能够娴熟地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运用生命历程理论，以光学专家王大珩为对象，研究中国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轨迹与机制。研究认为，战略科学家的成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受制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个人能动性、时机、重要他人等因素的影响，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战略科学家成长的基本条件；个人的能动性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人与社会环境、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以及重要时机的互动为科学家成长提供机遇和发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