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科技创新成效与其科技体制有重要关系。评判科技体制的优劣，往往需要使用科技体制比较观。传统的两大科技体制比较观——“外国坐标”比较观和“中国本位”比较观均只就科技体制本身而论，忽略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因而给评判结果带来误差。“文化簇”的新比较观对评判中国科技体制更加适用。高度集中的科技体制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传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科技成就具有紧密关联性。国家重点支持的、大规模集中的科学体制是与现代科技特征相适应的体制，是现阶段中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的重要举措。

从研发经费、研发人员、论文、专利、知识密集型产业、创新型企业和机构等6个维度，分析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实施前后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总结了中国近15年来取得的长足进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研发投入大国，高被引学者数量跃居世界第2位，高被引论文、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等科技产出快速攀升至全球首位，知识密集型产业规模及其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揭示了中国在研发经费投入结构、顶尖人才、技术竞争力等方面的差距和不足：研发投入强度尚未跨越主要创新型国家2.5%的临界点，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仍明显偏低；R&D研究人员数量不仅基数低而且增长非常缓慢，企业研发人员占比不升反降；专利授权率长期偏低，与美、日、德、韩差距明显；创新活动仍局限于少数企业，创新型龙头企业匮乏。提出了多元化投入、人才培养和集聚、关键核心技术供给、数量和质量指标并重等方面的建议。

以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这7个全球研发投入规模最大的国家为对象，分析了7个国家近10年来研发投入总量、投入强度、投入结构、经费来源和使用方向、研究人员数量等投入指标，对比7个国家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数、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专利、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等有代表性的产出指标，以判断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找准中国科技发展方向。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研发投入结构、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提升科技产出影响力、加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分阶段实现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从量上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发展，从质上也开始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同时，高等教育也从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发展、优秀文化传承、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各项国家战略的实现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随着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内涵发展，聚焦人才培养根本，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均衡发展，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交通在扶贫脱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交通扶贫进入了新阶段，交通+产业扶贫成为重要方向。通过阐述交通+产业扶贫模式，说明该模式充分融合了交通扶贫和产业扶贫的经验做法，推进了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管理等全要素发展，注重与贫困地区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交通支撑产业、产业促进交通的良性互动。提出了“十四五”交通+产业的发展思路，即“十四五”时期需要从服务支撑贫困地区脱贫，转向服务支撑乡村全面振兴，转到持续培育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上来。“十四五”时期欠发达地区需关注交通+农村物流、交通+休闲旅游、交通+资源开发、交通+互联网、交通“新基建”+产业等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