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科研不端，中国已建立起以立法、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为依据的科研不端治理机制。但现行的科研不端治理机制仍在事前、事中、事后存在问题，具体体现于科研数据管理、调查处理模式、惩戒措施等方面。梳理了国外科研不端治理的有益经验，分析了中国科研不端的成因与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指出应侧重建立多元的科研评价机制、完善科研数据管理机制、设立独立的科研不端监管部门、细化科研不端的惩处。

有效治理是减少技术负面效应的重要途径，国际组织及各国从负责任创新视角探寻技术治理策略与实践路径取得一定成效，但技术治理背后的内在逻辑和特征未被明晰表达。采用探索式案例分析法，以纳米技术治理问题为例对欧盟、美国、中国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梳理现行负责任创新技术治理的理论框架和策略工具，比较分析欧盟、美国、中国的治理逻辑差异与共性特征。研究发现，国家政府在新兴技术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国家需求是治理目标与治理策略的主要驱动力量，“平衡”各方利益相关者关系是新兴技术治理的主要手段，协同共治是新兴技术治理的行动导向。在此过程中，政府在新兴技术治理网络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治理结构从“垂直”型向“网络”型转变，新兴技术治理理念从适应性治理策略向前瞻性治理策略演变。

基于“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这一人工智能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总结了自动驾驶在算法设计阶段的伦理难题；分析了“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运用于自动驾驶的可行性；从“跟踪”和“追踪”2大条件，围绕“问责制与透明度”和“价值敏感设计”进行“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框架构建，以为自动驾驶的算法设计提供系统方法论指导。

遵循《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伦理先行、加强源头治理的治理要求、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意见，针对去匿名化、管理不善、知情同意失效、群体隐私侵权所带来的4种处于立法保护空白状态的信息科技负外部性隐私伦理风险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信息科技客体分别与信息科技主体认识能力局限性和片面价值观相融合是信息科技负外部性隐私伦理风险的两方面成因”这一观点，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3项能够从源头予以治理的制度保障措施，即个人信息保护基金制度、个人信息集体管理制度以及隐私保护设计及其制度保障措施。

基于人工智能嵌入数字出版的内在运行逻辑，总结了人机关系重构下的主体困境、数据边界模糊下的版权危机、算法推荐下的文化属性抽离等技术风险，分析了智能出版实践中面临的责任认定、责任评估和责任承担等伦理困境，提出了强化价值主体的伦理责任承担、促进责任伦理评估机制完善、推动责任伦理共同体构建等方面的建议。

论述了高水平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意义，分析了科技社团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专业社会组织优势、凝聚科技人才优势、民间国际交流优势，梳理了科技社团在构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中价值引领、制度规范、强化监管、培育伦理生态、增强国际话语权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全面提升中国科技社团参与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水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