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90年代的时候,人们发现,世界发展的特点,80年代和70年代有显著的不同,与50～60年代更不同;从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情况看,本世纪末的世界格局和今天的区别将更为显著。能否及早发现和掌握导致这类变化的因素和规律——即当代世界格局变化的动力学,以趋利避害,将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人类的命运。为此,下述的一些重要的世界性变化,特别值得注意。微观和宏观的奇妙结合当今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诸因素在全球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在理论基础,发展特征和作用方式上,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科学的微观基础已转移到量子理论、基因理论揭示的物质深层结构上,和牛顿定律和化学元素不同,这些微观基础无法直接感受和观察到,并且其存在和变化往往是随机的、概率的。量子是不连续的,在能级间的转换是跃迁式的。

材料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柱,因此,任何工业发达国家,莫不以材料的生产与开发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材料可以分为传统材料与新型材料两大类,而新型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传统材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然也有不少是科学研究中的新发现。世界上现有800多万个化合物,还在以每年25万个的速度迅速增加,但目前这些化合物中有商业价值的只有8万多个。一种具有应用前景的新材料,从发现到大规模的工业化应用一般需要10～15年,所以这里所说的90年代的新型材料主要是目前已经存在、而且已显示出有应用前景的材料。现扼要介绍新型材料的发展趋势。

在高温超导材料研究中,有关的理论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本文就陶瓷材料产生超导性的机理提出了一种看法,对超导理论研究当有所启迪。特译出,供参考。

一个热门话题当今世界上,在颇为人们重视的诸多环境问题之中,苏联中亚地区咸海干涸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咸海湖的变化是发生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属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关联的复杂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引起了广大公众和科学界的重视。加之,咸海干涸直接影响苏联乌兹别克、土库曼、哈萨克三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因此,不仅在苏联国内,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和法国,许多科学家都纷纷涉足,参加讨论和研究。咸海位于苏联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加盟共和国辖区,南北长428公里,东西宽235公里,面积64500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四大湖泊。大部湖区的水体不深,约为20～25米,最深处68米。平均湖水贮量1000立方公里左右。自1960年后,湖水水面开始下降。

成就与波折 1949年,全国发电设备装机量只有185万千瓦。到1989年末,装机容量超过了1.25亿千瓦,增长60多倍。发电设备制造业也从无到有,由1952年产量0.16万千瓦上升到1989年的1156万千瓦。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业厂家数量及从业人员数均堪称世界首位。所生产机组的单机容量也由0.6万、1.2万、2.5万、5万、10万……增加到60万千瓦。有些系列的大机组能耗及可用率均达到了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有的大机组通过激烈的国际竞标而打入国际市场。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然而,在取得成就的道路上却是几经波折。电力是工业发展的先行官,它的发展速度必须高于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为电力工业提供发电设备的制造业其发展速度又必须高于电力的增长速度。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据意大利《欧洲人》周刊1990年5月5日报道,在玛格丽塔-迪萨沃亚的盐田中,有一个特殊的盐池,这是阿吉普公司建造的一个“太阳能湖”。太阳能湖的湖面就是一个巨大的采光板,由盐水组成,但每一层盐水的盐份浓度不同。它的作用原理同温室原理相似:阳光的热量可以透过湖面进入湖内,然后被下层盐份更浓的湖水吸收,湖水即被加热。负责这一研究的扎诺尼工程师说:“在5个半月中,已使湖水的温度达到70℃。”再过几个月可以达到90℃。世界纪录是105℃,足意大利女物理学家赞格拉多创造的。玛格丽-迪萨沃亚的这个太阳能湖于今年3月底正式对外开放,面积为2.5万平方米,可发电500千瓦,使用的水是90℃的热水,相当于350吨石油的能量。同这个湖相联的是一个海水淡化装置。热水送入热交换器,然后带动海水淡化器,再把浓缩过的盐水注入湖底。这个湖一天可生产100到120升淡水。这只是阿吉普公司的一个样板,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复制。

据日本《日本经济新闻》1990年7月14日报道,不断地把半导体往小加工这一研究课题作为开创下一代电子技术的重要领域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如果成为接近于原子的微观世界,那么作为粒子活动的电子则具有波(电子波)的性质。假如能够对这种波自由地加以控制的话,那么也许能创造出高速的多功能的电子元件。大学和电了企业已开始竞相研究这一新的“介子技术”。联邦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日本的大学之间正商量如何共同研究介子元件。研究人员谋求合作研究介子元件的背景在于,介子元件具有很大发展前途,同时,从基本的电子的功能到加工方法,未知的领域非常广泛。介子元件(Mesoscopic元件)是利用介于原子世界的“微”观和人类处居的“宏”观之间的“中间”世界发生的物理现象,虽说是中间,但却是非常微小的世界。有代表性的电子波发生的条件,一是大小在0.05微米以下,二是需要在液氮温度以下。如果达不到上述条件,电子波就会散乱并消失,只剩下通常的粒子的性质。

据美国《纽约时报》1990年6月26日报道,马萨诸塞州刽桥的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免疫系统的第二种主要基因。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人体如何能够迅速聚集防御力量,抵抗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病毒、细菌、寄生虫以及其他侵入的物质。这种基因与另一种基因相互合作,切割DNA片段,并把它们重组成一个巨大的免疫蛋白质系统。系统能准确地瞄准几乎任何遇到的侵入者。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可说明免疫系统的主要机制,并能更好地理解某些遗传的免疫缺陷。剑桥科学家们说,他们是在六个月前报告发现另一种称为“重组激活基因”(RAG)的重要基因之后开始寻找这种基因的。据发现,这种主基因能帮助把不同的遗传物质碎片接合在一起,变成工作抗体和T细胞感受器,它们是两种免疫蛋白,可攻击外来微生物和其他入侵者。

合众国际社9月30日报道,第一台用记录针代替键盘的个人计算机在一年前首次在美国推出,但美国计算机业都关心这个发展趋势。这种计算机是用笔一般的记录针(sty-lus)代替标准的键盘。使用者只需用这种笔在计算机屏板上书写指令即可使计算机工作。美国几家大计算机公司都在研制这种计算机,日本的索尼和佳能公司也在研制,索尼已经在日本推出原型产品。

据英国《新科学家》1990年7月28日报道,西班牙发明家安东尼奥·伊瓦涅斯·阿尔瓦研制出一种人工树,若把足够多的人工树和天然林共同栽培,沙漠在10年之内就会绿化。利比亚正计划种植3～4万株树,进行小规模试验。人工树能造成较冷的空气,它在沙漠中寒冷的夜间吸收潮气,然后把潮气保留在树的躯干内。在炎热的白昼,湿气缓缓释放出来,使空气冷却。人工树的高度在7～10米之间,用防火材料聚氨酯和酚醛泡沫制作,模拟天然树水分蒸发和冷凝的各个阶段,而无须人工或天然灌溉。人工树由根、躯干和叶子三部分组成。管状树下内是装满了遍布纹沟的聚氨酯材料,这些纹沟靠毛细作用吸收水分。为了能在白天保留和慢慢蒸发水分,树干内有几层不同密度的聚氨酯。树根由3根空心管组成,待人工树植下之后,用高压把聚氨酯注进空心管中,并渗进土壤里,形成很长的聚氨酯塑块。

1990年9月3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这是一颗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轨道高度889公里,倾角98.9度,周期102.8分钟,每天绕地球运转14圈。卫星姿态采取三轴稳定方式,对地指向精度高于±1度。卫星装载的主要探测仪器是两台甚高分辨率扫描辐射仪,扫描速率每分钟360转,星下点分辨率为1.08公里。辐射仪有五个探测通道,包括四个可见光通道和一个红外通道。甚高分辨率扫描辐射仪在卫星发射前经过可见光和红外辐射定标,并且在卫星上具有实时红外辐射较准功能,因此除获取图象资料外,还能定量测量被测物体的反射率和红外辐射强度,反演出云顶温度、地表和海面温度、冰雪覆盖、植被指数及海洋泥沙含量等多种要素。

塑料或聚合物通常都是绝缘体,因此导电聚合物的出现,曾使人惊叹不已。至少在70年代之前,人们都认为所有的有机材料都和导电无缘。 70年代初,东京工大研究所一个日本学生在用普通的焊接用乙炔气制取一种聚乙炔的聚合物时,偶然加入了比实际需要量多1000倍的催化剂,结果得到的不是黑色的聚乙炔粉末,而是一种银色的薄膜。1977年,这位日本人应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他和该校教授艾伦·希格共同发现,这种新的聚乙炔在掺碘后居然能导电,从此“导电”和“聚合物”这两个在电学上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词“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兴起了一股导电聚合物研究热。 80年代初,导电聚合物还是实验室的珍品,而现在,导电塑料已在许多工业领域应用,并接近或达到商业化规模。导电聚合物电池是最早走进市场的导电聚合物产品。

当今人类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高度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导致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解决温饱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传统的农业增产措施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却过多地依赖于使用化学肥料,进而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农作物品质降低。寻求一种既经济实用,又能促进作物增产和品质改善,同时又不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新技术是摆在农业专家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我们提出的包括光生物学在内的农业物理新技术为解决此问题展现了新的前景。该技术所研究和开发的对象是生物资源可循环的生物体及太阳能资源的利用。此外,该技术对解决粮食、环境和健康等困扰人类的问题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该技术已经无可争辩地显露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是作者在全国软科学研究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鉴于其中提出的问题有普遍意义,特征得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以期引起各方面专家学者对当前软科学研究以及与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关的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中国交通运输发展不足的症结,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去寻找,从历史的、逻辑的分析中去寻找。交通运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经济史上,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市场在规模和范围上的扩大,对交通运输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从而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商品经济的意识。这种意识超越了小生产的思想局限,赋予人们开阔的思路,使人们预见到交通运输对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导致人们提前向交通运输投资,为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准备充分的条件。由此可见,商品经济的实践要求发展交通运输,而商品经济的意识又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被小生产所统治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生产力很低。

本文是作者新著《中国交通运输问题》中的一章,征得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希望有助于深化关于中国交通问题的讨论。本刊作了较大的删节。作者桑恒康先生是哈佛大学博士, 曾任联合国高级经济学家,对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经济和投资项目评估有丰富经验。他现任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客座教授,我国天津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兼交通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国铁路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承担全国旅客和货物周转量的比重分别为50％和70％以上,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占重要地位。但近年来,由于建设资金短缺等原因,铁路发展严重滞后,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干线上,运量与运能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我国铁路如何走出“困境”,已经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普遍关注。世界各国的交通运输发展历程表明:在重要地区和大城市间的国际或国内主要运输通道(或称“运输走廊”)内,由于客货运量高度集中,铁路、公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相继发展,铁路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其技术进步的水平(大容量只有在较高的送达速度下,才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解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运量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长。但是,我国交通运输运量与运能的矛盾却日益尖锐。提高运力已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提高交通运输能力主要的途径,一是新建通路,扩大路网,增加有关运输装备;二是用新技术改造现有线路和运输设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有限,现在大量建造新线不大可能,因此,采用新技术改造现有线路和运输设备是最适宜的方法,利用技术进步,大幅度提高运输能力。依据我国现实,应用新兴技术改造牵引动力对于提高运输能力最为关键。以下是我对发展新兴技术,运用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改造牵引动力的浅见。

我们利用教师工资收入指数,即年平均工资收入与当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这一各国可比的客观指标,对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师收入的水平做了考察,结果表明,1978至1986年间,我国教师的收入指数一直徘徊在2左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目前,由于脑体收入倒挂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突出的分配不公问题,提高教师乃至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日益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什么是我国教师工资收入的合理水准?采取什么步骤,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样的水准?本文试图探讨这两个问题。我国教师工资待遇的历史沿革解放前,我国脑体劳动报酬的差别悬殊,不同职务教师在收入上的差别也比较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促进人才流动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对我国人才分布严重不合理的现状已有比较清楚和一致的认识。但在如何理解人才流动的根本目的,怎样确定新的人才管理体制等问题上,尚有许多不同意见。初步开展的人才流动工作也阻力重重。事实表明,要建立科学的人才管理体制,真正实现人才流动,还必须在观念上实现一系列变革。破除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观念,树立商品经济观念以劳动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劳动分工协作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深层结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由经济是它的三大历史发展阶段。自然经济是一种狭窄、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总特征是直接的依赖关系,即原始社会中的血缘依赖关系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人身依附、半依附的依赖关系。

近年来,大学生和研究生中掀起了一股“出国热”,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专业技术队伍的稳定。政府正采取措施,使之降温。笔者认为,人才外流在现阶段的我国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我们在政策上宜因势利导,而不能因噎废食。高层人才外流反映了生产要素跨国组合的要求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而物质资源并不丰富。人力、物力两大生产要素不相匹配。当前广泛组织劳务输出,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为了缓和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失衡。与此同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尚属发展中国家,而在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则高出一般发展中国家。高层次人才资源(指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相对富余。

我有幸以第一位“大陆杰出人士”身份接受邀请并得到双方批准,于4月21日至29日与夫人朱秀媛教授一起,访问了台湾,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在台期间,所见所闻,百感交集。作为科学家,台湾同业同行表现出的科学敬业精神,令人难忘;作为骨肉同胞,两岸同宗同族的亲情交融,更沁人心肺。 1984年我在伦敦国际药理学大会上主持了一个专题讨论会,做了“针刺镇痛的神经药理学研究”的专题报告。不想机缘由此而生。会上,国际知名的蛇毒药理学专家、台湾中研院院士、台大教授李镇源先生,以科学家的谦逊、诚挚,以手足同胞的一片亲情,主动与我结识。相隔三年后,1987年我们又在悉尼国际药理学大会上相遇。两次幸会,两次相约,均祈望在北京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