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纤维专家孙君立是我国化纤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目前学界主要关注孙君立在化纤领域的成就，对于其早年从事的编译工作尚无专门论述，特别是对于其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建设我国化纤工业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整理与挖掘，描绘孙君立传奇而又辉煌的科学生涯。
1 远渡重洋，学成归国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将原有的理化部拆分为数学部、博物生理部和物理化学部3个部门，一时亟需人手。孙君立于此时进入物理化学部，担任编译员[3]。为了工作方便，孙君立和其他同事一起住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景云里，与叶圣陶、黄愈之等联系密切。当时的景云里住着周建人、叶圣陶、沈雁冰等文化名人，后来鲁迅夫妇也搬来景云里。据周建人妻子王蕴如回忆：“景云里十号住着三户人家，三楼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化学的孙君立，二楼是在一家洋行做事的许希林，我们住一楼。我们三家合请一个保姆做饭。鲁迅搬来后也加了进来，变成四家合伙。”[4]商务印书馆的工作经历使孙君立接触到了科学领域的优秀著作，也极大地开阔了孙君立的视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君立投入我国化学纤维工业恢复建设工作中。1954年起，孙君立先后担任纺织工业部毛麻丝局处长（1954—1958），化工研究院纤维主任（1958—1960），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化纤室副主任、总工程师（1960—1964），纺织工业部化纤局总工程师（1965—1979）。“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君立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北京回到上海。1979年起，孙君立担任中国纺织大学二级教授，教授《化学纤维》课程[12]，同时担任《国外纺织技术》杂志主编、顾问、高级工程师（1979—1986）[6]。期间还担任《上海纺织工学院学报》编委（1979—1980）和《华东纺织工学院学报》编委（1980—1984）[13]。1985年，孙君立加入九三学社。1992年12月，孙君立病逝于上海。
2 作为编译工作者的“孙豫寿”
2.1 关注化学前沿，致力化学科普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作为编译员的孙君立十分关注国外化学研究动态和学术进展，在《科学》杂志发表《原子量委员会第三十次年报》《发酵剂和它们在有机体内的工作》《酵母菌》《光学合成》《化学兵器，战术及防御法》《丝的研究》等文章。在翻译这些文章的同时，孙君立对于化学研究的新技术、新领域和新进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此外，孙君立一直积极从事化学科普工作。由于电气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物理学关注较多，对化学关注较少。孙君立认为，化学是农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基础，与工业、战争、家庭、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从小的方面说，化学“能把没有什么价值的原料变成极为可贵的制品”；从大的方面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化学工业直接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际地位，因此化学不仅仅是化学家的化学，“人应尽加相当之认识，殆不为过”[16]。
1930年，孙君立编写的《近代化学概说》出版，该书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介绍了一些化学的基本知识，力求“使通俗社会对于化学的能力有更坚实的信心”[17]。1935年，孙君立、郑贞文和程祥荣编著的化学科普专辑《化学与我们》在开明书店出版。《化学与我们》一共收录16篇文章，其中5篇文章（《生理化学》《化学战争》《化学战争用的药剂》《化学方程式之作法》《化学实验室内的安全》）由孙君立撰写。该书紧密联系当时中国实际，立足化学与人们日常生活，用通俗的语言介绍化学基本知识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例如在《生理化学》一章中，孙君立从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内外环境的化学成分，介绍了化学对于人体的重要作用。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8]。
孙君立尤其关注化学实验，并希望以此唤起青年学子学习化学的热情。在《实用化学》一书的序言中，孙君立写道：“本书即举列多种在讲台上可以操作之教室实验，其表演每呈奇观。同时在可能范围以内，又尽量举引日常见闻化学现象之实例。青年学子对于向所未见之大规模制造详情，未必感觉兴趣，惟于种种习见习闻之事物之内容及变化，则往往有欲一穷究竟之意兴。此项关于化学事理之应用，宜可增强化学一科之真确性及实用性，而使本书与实际生活，打成一片。”[16]
孙君立曾编译多部中学和大学化学教科书，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化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同时用通俗的语言将精深的学理呈现给读者。在初中教科书方面，孙君立编写的《中国初中教科书·化学》于1937年出版，至1949年已再版15次，是当时国内初中使用最多的化学教科书[19]。高中教科书方面，孙君立翻译的《高级中学适用教本：实用化学》及其配套的《实用化学实验教程》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2本书译自美国化学家布拉克（Newton Henry Black）和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编写的教科书《实用化学》（《Practical Chemistry》），此后多次再版。
孙君立编译数量最多的是大学有机化学教科书。进入20世纪，有机化学与生物化学、石油化工、染料工业等领域联系愈发紧密，让孙君立看到了有机化学“这一片浩浩乎穷目不能尽赏的大荒原”[20]之中蕴藏着的无数宝藏，他翻译了多部有机化学教科书，选取的底本大多具有国际影响力。例如，孙君立翻译了霍来曼（A.F. Holleman）编写的《有机化学教本》（《A Text-book of Organic Chemistry》），该书曾被翻译为9种文字，印行版数50余次，“搜罗之材料，向属颇多”[21]，被武汉大学[22]、四川大学[23]等高校用作有机化学课程的教科书。又如，他翻译了由英国化学家拍琴（W. H. Perkin）和吉平（F.S.Kipping）编写的《有机化学》[24]，被南开大学化学系用作初等有机化学课程教科书[25]。此外，孙君立参与校订了美国化学家斯密（Alexander Smith）撰写的《高等化学通论》（《General Chemistry for Colleges》）[26]等化学经典著作。
2.2 关注国防化学，传播防毒知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毒气作为一种新型武器被大规模使用。随后，国内一些科学工作者开始关注毒气，并将相关国防化学知识引入国内。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国内出版的国防化学著作屈指可数，面向的群体主要是军队士兵和化学战争的研究者，面向大众的国防化学著作仅有1930年胡逵、胡远编译的《军事化学》。
孙君立是国内较早关注化学战争的科学工作者之一，他不断向民众科普化学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在1930年出版的《近代化学概说》序言中，孙君立写道：“欧洲大战的结果，令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化学工业的需要的不容缓……” [17]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孙君立敏锐地觉察到在未来战场上毒气大规模使用的可能性，因此编译了《化学战争：历史、限度、将来的可能性》《化学战争用的药剂》等文章，发表在由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主办的《中学生》杂志。
1932年，孙君立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兵工署应用化学研究所编审、编译。该所是当时国内从事化学战争研究的唯一科研机构。1933年，孙君立与陈可忠在《中央时事周报》“科学栏”共同发表连载3期的《毒气及其防御法》。1936年，绥远战事愈发紧张，孙君立在《西北文化日报》连载发表《论化学战争》《论化学战》等文章，呼吁民众提高警惕[2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选定了一批面向民众的战时读物出版，涵盖国际关系、战时经济、军事学、空袭空防、化学战争等方面，其中孙君立编写的《化学战争概论》是“化学战争”部分入选的5种图书之一[28]。1937年11月，商务印书馆被日军轰炸后复业之初，孙君立编译的《化学战争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全面抗战开始以来国内最早出版的国防化学著作，体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国内应对化学战争的紧迫性。该著作先后再版5次，是民国时期再版次数最多的国防化学著作，尤其对于抗战时期国内毒气战和防毒相关知识的传播有重要影响。
3 作为化学纤维专家的“孙君立”
3.1 奋发图强，重振纺织业
近代以来，国内服装面料以棉花制成的布为主。农民种植棉花就会挤占种粮的田地，国内农业生产“棉粮争地”的矛盾十分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化学纤维（分为合成纤维和人造纤维），特别是人造纤维中的粘胶纤维。要想从零开始发展我国的化纤工业，首先就要发展粘胶纤维。粘胶长纤维当时又被称作人造丝，粘胶短纤维又被称作人造棉或人造羊毛。
20世纪30年代，国外的化纤工业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国内化纤工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国外进口的大量人造丝对我国传统丝织业造成巨大冲击。直到1938年才由实业家邓仲和在上海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化学纤维厂——安乐人造丝厂（以下简称“安乐厂”），该厂主要生产粘胶长纤维[29]。
孙君立是国内最早开始关注化学纤维特别是粘胶纤维的科学工作者之一。1931年，《科学》杂志刊载了孙君立翻译的《丝：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该文的按语中，孙君立提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蚕丝等天然丝的国家，但近代以来人造丝逐渐取代天然丝的地位，导致我国丝业日渐衰落。与此同时，我国科学研究者对于人造丝研究甚少，因此希望借此文章抛砖引玉，引起国人对于人造丝的重视[30]。
孙君立是最早提出通过发展人造纤维以重振我国纺织业的科学工作者之一。他认为，我国纺织业向来以棉丝为主，蚕丝在我国使用的历史虽然悠久，却价格高昂。要想让普通民众穿上便宜舒适的衣物，就必须生产人造纤维，这不仅是一个有关纺织业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31]。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欧美及日本等国向中国倾销大量人造丝，国内从事丝织原料生产的企业纷纷倒闭，国内丝价亦被外国所操控，国内除安乐厂外，几乎没有纺织企业投入到人造丝的研制中。此时，国人不应“责难人造丝的使用”，也不应“防止人造丝的内销”，而应当“自力更生地企图惟动这种制造工业于国内，并且从而还要奖励生产抑低货价，已与外货竞尚”，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路线”[32]。
3.2 抗战军兴，化纤先行
1939年底孙君立回国时，正值全面抗战之际，国内工业遭受严重破坏。此时国内的纺织企业除了资金短缺，更是难以获得相应的技术支持，不敢贸然投资。孙君立说：“国人一方面憧憬于纺织业前途的繁荣；一方面忧急着纺织原料的竭蹶，却很少考虑到这一条开源的路径，似乎是很不了解，因为一般人对于此项工业的制造过程，实在太生疏了，加以人造纤维厂的设立，需要相当高超的研发能力。因此未免有些放心不落，裹足不前了。”[33]
1945年抗战胜利让孙君立看到了新的曙光。他在《纺织周刊》上发表《人造纤维工业制造计划草案》一文，从“人造纤维的种类品目及等级”“人造纤维的输入状况”“原料”“工厂规模”“厂房建筑及机械设备”“技术训练与人事分配”“制造工程概略”和“营业概算”等9个方面，热情洋溢地为抗战后的中国擘画了一幅切实可行的人造纤维工业的宏伟蓝图。
1947年，在参加全国纺织工业生产会议时，孙君立提交提案《请积极创建人造纤维工业以充实原料而巩固民族经济案》，详细分析了20世纪以来国际上人造纤维在纺织业中占比情况，指出不论是为“增强国内纺织生产”，还是“解除因仰给国外原料致民族经济遭受强大之威胁”，我国创设人造纤维工业“诚刻不容缓矣”。对此，孙君立提出目前国内最简捷且合理的办法是改造日本人造纤维工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破坏了我国大部分工厂。我们应当看到日本的化纤工业十分发达，如今若利用日本赔偿给我国的若干人造纤维工厂作为我国化纤工业的基础，这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36]。
在投身中国化纤事业的同时，孙君立继续从事教育和编译工作。1942—1949年，孙君立受南通学院之聘，担任纺织科兼职教授，专讲人造纤维课程，“冀造就若干人才，为日后发展该项工业之准备。”[38]孙君立授课内容新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了不少化纤专业人才。并将多年的讲稿编写成篇，陆续刊登于1946— 1947年的《纤维工业》杂志，使广大技术人员备受教益。
3.3 南下北上，推动建立新中国化纤工业
另一个化纤生产工厂是位于安东（今丹东）的安东化纤厂（以下简称“安东厂”），该厂始建于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系日军为军需用途修建，原名东洋人纤株式会社。该厂专门生产粘胶短纤维（即人造棉），抗战胜利后该厂进行简单改造，但由于战乱，直至新中国成立该厂也没能恢复生产。1946年，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该厂。孙君立应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之招，赴东北考察安东厂，但因交通受阻留任上海，担任中国纺织公司处长等职，直至上海解放。
1949年9—10月，孙君立参加以胡厥文为团长的东北参观团，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政府不遗余力振兴化纤工业，遂决意为新中国化纤工业贡献自己的力量[46]。当时安东厂日产3~4 t粘胶纤维。孙君立呼吁重建安东厂，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他在《安东人造纤维厂概况和复工拟议》一文中，仔细研究了抗战后安东厂的场地形势、规模及设备、人员情况，为安东厂制定了“两步走”的目标，并给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第一阶段以生产短纤维为主，特别是国内紧缺的人造羊毛；第二阶段添配必要的设备生产人造丝[47]。同时，出于降低化纤生产成本的目的，孙君立提出对于二硫化碳、硫化钠这2种依赖进口的化学原料，可由工厂自制[47]。此外，生产过程中的苛性钠、硫酸钠、二硫化碳和硫化氢都能加以回收利用，这样一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二来可以减少废气废水的排放[48]。孙君立的建议也很快得到国家批准。
1949年，一批上海技术人员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奔赴东北，投身到该厂的生产恢复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该厂暂时关闭，职工被疏散到其他城市。1954年孙君立担任纺织工业部毛麻丝局处长，被派往安东化纤厂进行重建工作。他借鉴上海安乐厂的修复经验，帮助该厂恢复正常运转。1957年，安东厂正式投产，成为新中国经恢复改造后第一个投产的化纤厂，生产能力达到年产4500 t[45]。
“二五”时期，国家大力发展化纤工业，来解决人民衣着问题。孙君立提出除了目前国内生产比较成熟的粘胶纤维和聚己内酰胺合成纤维外，对醋酸纤维和聚丙烯腈纤维也可考虑建厂，同时结合原料来源等情况探讨了可行性[49]。之后孙君立又参与到建设保定、南京、新乡化纤厂的工作中，为新中国化纤工业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此同时，孙君立多次参加国家组织的出国考察团，赴苏联、波兰等国引进化纤生产技术和设备。1955年11月，孙君立代表化学工业部参加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成立大会（注：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曾昭抡，副主任委员钱保功和王林，包括孙君立在内的13名委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央重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农业部，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及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50]。1956年3月，孙君立在南汉宸率领下，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考察团、波兰经济访问团。1956年4月，受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委派，孙君立与计划司司长罗日运等参加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率领的“二五”计划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谈判，精通俄语、了解德国化纤技术的孙君立在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次访问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也为我国粘胶化学纤维生产奠定了基础[51]。
新中国成立后，孙君立也继续从事着他所热爱的教育和编译事业。1950年，孙君立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是工学院化工系课程组的7位代表之一 [52]。1950年中国科学院主办“北京市中学教员暑期自然科学学习会”，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部分，邀请曾昭抡、袁翰青、黄新民等数十位专家讲座。孙君立代表中央纺织工业部作了“尼龙（Nylon）”的讲座，从人造纤维的分类、纤维原料和高分子、尼龙沿革、尼龙的化学、尼龙的制造、尼龙的性质和用途、尼龙的前途等7个方面系统介绍了尼龙这一未来有着巨大开发潜力的“新纤维”[53]。此外，孙君立还参与翻译了罗兰·希尔（Rowland Hill）的《合成纤维》、阿列克谢耶夫（В.Н.Алексеев）的《定性分析》等著作，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编委、《纺织辞典》副主编，并承担《英汉纺织工业辞典》的编写工作，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我国的化纤事业[54]。
4 结论
孙君立是我国化学纤维领域的杰出专家，也是我国化学纤维工业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在商务印书馆致力于编译工作。随后，他转向化学纤维领域的研究，但编译与教育的热忱并未因此减退，反而在新领域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尽管这两个领域的工作在初看之下各自独立，但在孙君立的实践与追求中，它们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并相互促进。
回顾孙君立的一生，“于化学造诣既深，而译事复富经验”[57]。不论是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的“孙豫寿”，还是留德归国后投身化纤工业的“孙君立”，不变的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科学报国的赤子之心，也是科学工作者在国力孱弱、国破家亡之时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应尽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