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国CET标准战略提出背景
在新技术革命深入推进与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双重驱动下，标准作为引导新技术大规模实施与应用的关键环节，已演变为维系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人工智能（AI）、量子计算、第六代移动通信（6G）等关键和新兴技术的集群式突破，往往伴随着新标准的提出与应用，而标准制定权直接关系到技术路线的主导权、产业生态的控制权以及价值分配的主动权。因此，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制定已成为各国国家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美国在标准化领域依然面临多方面挑战。目前，美国在标准化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要求更高水平的跨学科、跨主体标准化交流和合作，而传统的标准化合作机制（如私营部门不愿参与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研制）已难以满足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化需求[3]。同时，美国缺乏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标准化人才，未能与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实现同步增长，极大限制了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本文梳理了美国2023年5月— 2025年2月期间发布的相关实施情报信息，总结了该战略实施经验，据此探讨中国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发展的对策建议。
2 美国CET标准战略的实施经验
2.1 召开互动活动征询意见
美国通过信息公开与多方征询，确保标准化工作中利益平衡，并为战略实施提供明确指导[6−13]。具体来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联合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等部门举办120余场重要会议，包括信息公开征询会、听证会、交通、AI、自动化等关键领域头脑风暴会议，以及商务圆桌会议、实施路线图意见征求和发布会、CET标准峰会等。这些活动主要目标在于吸纳公众和利益方建议，以促进国际标准联合制定、消除参与障碍、增强对外开放。基于这些意见，NIST发布了《美国CET标准战略实施路线图》。其中，2023年9月，NIST发布《信息征询书》（RFI），围绕投资、参与、劳动力以及标准体系完整性与包容性等4大领域征求建议，共收到105份回应、568条具体建议[14]。
2.2 成立专业组织推动战略实施
此外，NIST在高级技术访问委员会（VCAT）下成立专门小组委员会，通过利益相关方互动，提出37条建议，明确如何更好地支持私营部门主导的标准体系，保障美国CET标准战略行动的针对性与科学性[19]。
2.3 把握技术动态并调整清单
一是先进计算领域融入AI。除保留超级计算、边缘计算和云计算外，新增AI应用、高性能数据存储和空间计算，体现对智能技术融合与应用的重视。
二是AI领域纳入大模型。新增生成式AI、大型语言模型和合成数据方法，更强调AI系统的安全性、可信性和伦理应用。
三是传感器技术的跨领域应用。2024版清单将传感技术扩展到健康、能源和建筑等新领域，体现跨领域的集成创新与应用。
四是清洁能源技术更聚焦前沿。新增碳管理技术和核聚变能，表明美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布局。
五是量子技术战略地位提升。除量子计算与传感外，增加量子通信和网络技术，凸显其在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中的重要性。
2.4 跨部门协同推进实施
一方面，在政府不同部门协作中，NIST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战略的主要执行者与国防部、能源部等政府部门紧密合作，推动增材制造技术标准化，并制定相关技术路线图。
另一方面，NIST与ANSI开展公私合作，共同制定增材制造、量子技术标准，促进技术与标准的有效衔接。2024年11月，NIST与ANSI延长合作谅解备忘录至2026年，强化私营与公共部门在自愿性标准与合格评定领域的协调，支持战略的顺利实施[26]。
2.5 强化国际合作交流
在全球标准化领域，强化国际交流已成为美国实施CET标准战略的核心策略之一。美国大力推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提高全球影响力及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能力[27−34]。具体而言，美国通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合作，推进频谱等领域标准化进程。2023年7月，NIST与德国标准化学会（DIN）召开双边会议，在数字化、AI、气候变化等领域达成标准合作共识。同时，美国与亚洲国家互动频繁，尤其与新加坡合作密切。2024年8月，双方在生成式AI、生物技术等领域形成了明确合作框架[33]。此外，2024年10月，ANSI主办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峰会，聚焦AI安全、透明性、互操作性，已成为推动全球AI标准化的重要平台[34]。
2.6 出台配套法案保障实施
3 启示与建议
1）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前沿，体系化梳理编制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实施动态清单管理和敏捷更新机制。
新兴和关键技术领域广泛且变化迅速，没有清晰的重点和方向，标准化工作容易出现“撒胡椒面”或“刻舟求剑”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和时机错失。与美国CET标准战略及实施行动相比，中国在《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年）》中选定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宽泛且尚未形成持续优化和调整技术的工作机制。
鉴于此，建议进一步健全和细化亟需标准化的关键和新兴技术体系，建议由科技、工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牵头，联合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领军企业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定期（如每年或每2年）评估和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标准化重点方向清单》。针对清单中的每一项技术，明确标准研制重点、路径和时间表，建立该技术领域的“标准图谱”或“技术知识库”，组织编制相关指导性国家标准。当出现重大技术突破、新兴应用场景或国际标准格局变化时，能够触发清单和指导文件的即时评估与调整。
2）立足主动竞争新阶段，谋划国际标准化战略顶层设计，构建支撑中国方案引领国际标准的技术与生态体系。
标准是全球经贸和技术竞争的制高点，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家标准战略每5年更新一次，通过已经发布的5个版本标准战略与美国CET标准战略及实施路线明确了自身标准国际化发展战略和实现路径。
当前，中国标准化“走出去”工作已由被动参与阶段转向主动竞争阶段，而与此阶段相适应的系统化、前瞻性、可行性的国际标准化战略布局尚未完全成型。同时，准确预判未来5~10年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发展方向并进行提前系统谋划布局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鉴于此，建议中国在全面评估国内外标准化发展新形势和新挑战的基础上，明确中国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以及实施路线。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的战略对接，提高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程度；尝试与其他国家建立多种形式的标准化合作渠道，如产业标准联盟、行业标准协会、领域标准论坛等，以促进标准信息共享、技术交流和标准项目合作，推动中外标准体系兼容，提高中国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的整体实力。
3）锚定标准制定的广泛代表性，拓展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广度与深度，构建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信息公开、标准权责清晰的运行框架。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明确鼓励企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参与标准化工作，强调要深入调查论证，广泛征求意见，以保证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小微企业、消费者等弱势相关方可能因资源、信息、专业能力有限，难以真正有效参与到标准制定中，导致参与形式化，标准仍可能由大企业或少数强势方主导。
参考美国CET标准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均通过各种形式的利益相关者互动活动，广泛寻求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意见的做法，中国仍需在保障参与的实质性与均衡性、提升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及建立更敏捷和精准的边界界定与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和创新。在明确利益相关方的基础上，可以组织面对面的会议或研讨会，利用在线平台或社交媒体进行问卷调查或意见征集，设立专门的热线电话或邮箱收集问题和建议等，沟通过程要确保信息表达准确透明，根据反馈对标准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以确保其更加符合各方的期望和需求。
4）厘清政府市场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标准化职责定位，创新“放活赋能”体制机制，强化“审慎有效监管”能力建设。
关键和新兴技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快速迭代性和潜在的颠覆性，如果政府角色过于强势，事无巨细地主导所有标准制定，容易扼杀市场创新活力，导致标准滞后于技术发展；反之，如果政府完全放任，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出现标准缺失、恶性竞争、安全风险无人兜底等问题。美国政府各部门联合推进CET标准战略的实施，积极参与私营部门主导的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标准化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形成集“跨部门合作、政府与市场合作、国内与国外合作”为一体的多维跨主体协同模式。
为此，建议政府聚焦基础通用、安全底线、伦理规范等公益类标准制定，市场聚焦技术应用、产品迭代和创新型等标准研制；大力培育优质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领跑者”，简化制定流程，鼓励快速迭代和先行先试，支持其参与国际竞争；对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标准实施分类、敏捷、包容审慎监管，并畅通标准实施反馈与快速修订通道。
5）构建更加紧密、高效的部门间协作机制，确保标准化战略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部门间协同性和政策间协调性。
美国政府各部门联合推进CET标准战略的实施，且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已有政策的对接协调。例如，美国CET标准战略直接为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标准人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为关键和新兴技术相关标准制定提供信息支撑。
鉴于此，建议强化中国政府各部门间标准化合作，建立更加顺畅的沟通和合作渠道。同时建议中国不同政府部门要关注针对促进不同创新主体标准化发展战略或政策间的协调性问题，增强面向不同创新主体标准化政策之间的互动性和关联性，避免因政策导致不同创新主体标准化工作盲目竞争或冲突，更好发挥政策对标准化工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