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科协学发[2019]38号）（以下简称《意见》）。1个月以后，我离开工作岗位退休，到中国期刊协会工作。1年来，我做了一件工作——“期刊转型样本研究”。研究的样本中，包括卓越行动计划纳入的领军期刊等。但是，两件事中断了我的研究。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另一个是急速和复杂变化中的中美关系。

科技期刊是传播科研成果、交流科学思想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科技竞争力和话语权密切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约占全球年发表SCI论文总数的1/3，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中国主办的国际化科技期刊数量少、国际影响力有限，与科技发展的水平并不相称、难以支撑和引领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此外，中国科研评价体系还不十分完善，导致了大量优秀论文发表于国外科技期刊。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9）》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科技期刊数量为4973种，但在《JCR期刊引用报告》中中国主办的SCI期刊仅有241种，与美国（3052种）和英国（2001种）等国家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且中国每年有超过90%的SCI论文发表于国外期刊。创办一批中国主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期刊刻不容缓，是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科技迅猛发展，一些专业和领域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科研学术论文，为提升中国科技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科技期刊与科学技术没有实现同步发展，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期刊数量有限，且由于各种评价体系的导向，造成大量中国优秀科研成果外流，作者首选国外SCI期刊发表论文，从而使中国科技期刊逐步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造成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相对滞后和作者首选国外期刊发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政策导向因素外，国内期刊整体影响力较弱、出版时滞较长、传播速度较慢、传播范围较小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加强期刊自身能力建设，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大力缩短论文发表时滞与国际知名期刊的差距，拓宽平台传播范围是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必然选择。

自21世纪初开放获取运动兴起以来，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文献访问障碍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学术出版传播的模式也不断革新。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发展日益成熟并广泛运用于学术出版与交流，科技期刊已经从传统的、印刷形式为主的静态单刊，演化为单刊数字平台、刊群平台、集团平台、纯数字平台。三大变革影响着科技出版的过去和未来。第一是印刷向数字出版的过渡，期刊出版已将近完成了这一转变，这一数字化转变可称为可及性的变革。第二是由订阅模式向开放获取的转变，这一进程大概已完成了1/4，这可称作读者/用户的变革，因为它扫除阻挡研究成果被人阅读、使用和再使用的剩余障碍，对科研的未来至关重要。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扩展阶段，即从内容服务扩展到解决方案服务。

科学共同体是人类文明中一种特有的组织，是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系而结成的组织和团体，是集体科学劳动的一般社会存在形式。科学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科学与社会的联系比过去更加紧密，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也在不断增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形势严峻，也暴露出科学共同体开展推进开放合作的迫切性。发展科学知识、服务人类社会是科学共同体的价值担当，也是科技期刊和出版机构应承担的责任。面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挑战，在疫情爆发之时，作为科技期刊和出版商，我认为在危急时刻，科技期刊和出版商在信息处理方面的表现尤为重要，要保证信息的可发现性、具备能快速应对大量的信息的能力以及确保信息有价值。

2015年初，我“正式发表”了一篇短文——《学术出版范式创新刍议》；2015年底在几次会议上提出“用学术期刊出版范式创新迎接2016年”。其主要观点是：“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用已复制或可复制文字、图形图像、音像等形式依法公之于众的活动就是出版”；“编辑、出版、营销网络平台的建设，研究数据、过程的采集、加工、发布，学术服务的个性化、即时化、多样化，也许是以后学术出版的主要任务和主要范式”。

《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科技期刊“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2019年启动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被认为开启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新征程。

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为科技期刊改革创新确立了行动纲领。2019年8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